把科教资源转化为成果收益
“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，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、职务发明法律制度，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。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铿锵有力的表述，引起了我省代表的强烈共鸣。
作为科教大省，我省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，在经济迈入新常态的当下，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、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紧密对接，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。针对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中存在的问题、难点以及改进的方法，我省代表各抒己见，展开热烈讨论。
孙其信：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能力建设
“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，但转化率仅有30%-40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70%-80%的平均水平。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停留在实验室或者专利层面，无法及时进入田间地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。”省政协副主席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代表痛心地说。
调研显示，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强了乡镇推广机构建设，落实农技人员编制、优化技术人员结构、保障经费支持，初步扭转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长期面临的“线断、网破、人散”困境，但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依然存在服务内容与产业发展、农户需求结合不够紧密，推广机制活力缺乏，人员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，特别是创新主体与推广主体“两张皮”的制度障碍，导致推广工作中缺少高水平技术创新源头，严重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。
针对当前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孙其信代表建议，一是制定和出台“各级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必须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来解决技术源头”的国家政策，并尽快实施，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各级农技推广机构严重缺技术的难题。二是针对现代农业建设的新要求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职能要从单一农业技术推广向农业政策、农产品市场和价格信息、农资等全方位支持转变。三是教育主管部门要完善评价机制，在办学绩效评估中充分肯定大学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贡献。
蒋庄德：增强技术成果转让力度
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着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通道。我认为非常重要，这是科技创新驱动的重要步骤。”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蒋庄德代表说，我国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里蕴藏着极大的科研能量，在技术成果转让方面应该加快速度、加大力度。
蒋庄德说，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后期，独具特色的是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。此前，我国也一直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，比如1996年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，1999年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。教育部和原国家经贸委在6个大学成立了国家技术转让中心，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成立了一批大学科技园，这些都是希望从各个方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，但总体来说还很不够，有待加强。
蒋庄德认为，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，要注意把握几点。首先，要进一步增强大学、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事成果转化的动力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技术成果出现的关键，大学里一些老师和科研人员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。国家要出台相关政策和相关配套规定，稳定这批队伍，让他们安心研究。其次，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，要强化研究和二次开发能力。由于技术成果主要是实验室的产品，只要可重复、可再现就算成功，但企业生产却要求很高的成品率，所以企业必须具备很强的研究开发和转化吸收能力。另外，国家还应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，一方面要有风投基金或者天使基金，对可能存在失败的成果进行投入；另一方面也要有懂技术、懂市场、懂企业的职业成果转化人。
郭汶霞：重视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作用
“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，中小微企业对我国科技创新的贡献功不可没。然而很多年以来，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，被视为‘草根’创新，由此带来评审难、入市难、政府优先采购使用和市场推广难等一系列问题。”杨凌安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汶霞代表说，创新企业不仅仅要具有舍得投入和接受失败的自信和魄力，而且创新的技术还未必能被社会迅速认知、接受。审评、审批模式的落后，以及评审机构怕承担风险而不作为的行为，对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和再创新投入都会造成负面影响。这种打击和挫败直接影响到创新科技的持续性，产业转化速度和创新产品的推广、使用，导致很多创新技术难转化，很多新技术难运用。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目标，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科技创新的行列，这对不同行业评审、审批部门的水平都是一种考量。郭汶霞希望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关键时期，真正将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落到实处，让社会得到发展，让百姓真正在科技创新技术和产品上受惠，让创新科技的企业受益，吸引更多的创造和创新者参与、投入到科技创新的大潮中，推动国家转型升级的早日实现。
